作者：蔡宗翰
「一塌糊塗」或許太過苛責，並抹煞所有投入災害防救工作者的辛勞，但撇開主觀情緒這塊不談，對於李前部長這次所提出的核心觀點，我個人倒是深表認同。
這個核心觀點一言以蔽之就是：
這個核心觀點一言以蔽之就是：
『災害不能見招拆招，要從結構性問題徹底解決！』
從這個核心觀點出發，李前部長在這次的呼籲中包含以下三個面向：
一、以災害類別劃定權責機關之模式無法因應複合型災害，而全世界除了台灣，沒有一個國家會把防災分散到各部會，對於不斷出現新型態的複合型災害，必須跨部會、跨地域、跨層級共同面對，單一部會根本反應不過來。
二、長隧道、石化油槽爆炸、地震，都準備好了嗎？長隧道救災是專業，若是火載量極高的遊覽車拋錨起火，整個隧道將高溫致命、不利救災。而台塑六輕廠內有35座石化槽，若幾座同時爆炸，如何有效應變？！最後，大台北如發生規模6.2地震，可能倒掉四千多戶房子，以現階段的防救災能量和專業性，根本無法應付。
三、台灣該建置一個能夠防治和救援各類型災害的「防災總署」。
二、長隧道、石化油槽爆炸、地震，都準備好了嗎？長隧道救災是專業，若是火載量極高的遊覽車拋錨起火，整個隧道將高溫致命、不利救災。而台塑六輕廠內有35座石化槽，若幾座同時爆炸，如何有效應變？！最後，大台北如發生規模6.2地震，可能倒掉四千多戶房子，以現階段的防救災能量和專業性，根本無法應付。
三、台灣該建置一個能夠防治和救援各類型災害的「防災總署」。
總而言之，李前部長的意思就是：
『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和氣候變遷，不斷出現新型態的複合型災害（長隧道、石化油槽爆炸、地震），以災害類別劃定權責機關之模式無法因應複合型災害，因此台灣該建置防災總署，整合跨部會、跨地域、跨層級共同面對，然而災害不能見招拆招，要從結構性問題徹底解決！』
這三個之中，最關鍵的是哪一個？
其中，最關鍵的問題，便在於災害防救法『第三條』（以災害類別劃定權責機關之模式），銘傳大學馬士元教授也曾提到：『這正是八仙樂園慘案背後的主因。』
台灣災害防救體系的運作，在組織上以『任務編組』或者『幕僚單位』定位，在極度缺乏整合與前瞻性的『怕麻煩』心態下，台灣的災害管理業務成為各級公務員避之唯恐不及的燙手山芋。
還記得在去年高雄石化氣爆後，我參加了該年度行政院主辦的中央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災害防救業務年終研討會，在分組的主持人宣布會議結束前，我還是把我對於高雄氣爆事件最終的想法說了出來：
「不管今後經濟部、工研院或是有關單位，在未來怎麼研究、規劃管線的權責、管理、材質、巡檢、檢測...，我非常樂觀且充滿信心。然而，防災科技雖必然會持續進步，但災害管理的運作卻依然會在不適當的制度下不斷循環內耗，也就是「災害防救法第三條」以災害類別劃定權責機關的single hazard模式。
在這個模式之下，發生複合型災害後，除非很明確，否則每個單位第一時間想的是「這應該是別的單位的事！」，而不是「我有什麼能做的？」，至於在災害發生之前的減災整備作為，除了該類別災害的權管機關外，其他單位不會覺得自己需要對這類災害做什麼風險管理。
所以，假使當你試著問內政部（內政部為地震災害權管機關）以外的單位：「請問針對地震災害你們單位做了什麼準備？」他第一句回覆你的必定是答非所問的「地震的權責單位是內政部（消防署）。」然後？然後沒有了，然而這並不是公部門行政怠惰，而是法令規範自然導出了這樣的結果。所以，每次重大的災例討論我們永遠會談到橫向聯繫，但我們談橫向聯繫已經談了好幾年了。」
在各組總結論之前的茶敘時間，我們也特別向主持人建議，請求務必將「災害防救法第三條」的問題納入本項議題的總結論，並將這樣的聲音傳達到行政院，雖然因此而有什麼重大改變的機率極其渺茫，我也只能盡力把握每一次能努力、能發出建議的機會。
災害防救法『第三條』該怎麼改？
銘傳大學馬士元教授曾在『高雄氣爆事件暴露出台灣整體防災的結構性脆弱』一文中提及：先進國家的防災制度裡面，有一個專有的名詞叫做『All-hazard』，翻譯成中文叫做「災害共通管理」或「全災害管理」，有別於我國「災害防救法第三條」以災害類別劃定權責機關的『single hazard』模式。
它的定義有三個層次：
第一、是無論各種機關或者企業，必須為所有可能發生的災害類型，就自己的負責範圍內充分準備。
第二、無論各種災害類型，現場指揮系統以及動員程序，都出自於類似的架構與協定。
第三、政府機關必須有一個單位，要負責因應所有類型災害，設計出共通性的協調指揮規範，以及整合各部門共同運作的緊急程序。
因此，為甚麼需要國家層級的防災部會，其實道理就跟醫院需要急診室一樣，醫院每個分科都是專業，但是都是處理一般時期的案例，因此需要急診室來統籌整合各種不同的專業，以因應危機種況下的醫療需求。因此急診並不是把科別的醫生找來值班而已，急診本身就是一門專科，他的程序就和其他專科獨立執行業務時不同。
類似的邏輯，災害防救需要一個部會，用意在於整合各專業的資訊與知識，來建構緊急災害狀況下的應該有的準備、因應程序與做法，所以災害管理是一個獨立的專業，並不會和其他部會的任務重疊。
何時是台灣災害管理機制改革的時機？
問何時是改革的時間，我們不如先回溯一下之前每一次的法令改革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？
在1964年的白河大地震後，『防救天然災害及善後處理辦法』運行了30年，直到1994年華航名古屋空難（264人死亡）後，揭開『災害防救方案』的序幕，直到1999年集集大地震（2,445人死亡，29人失蹤，11,305人受傷，51,711間房屋全倒，53,768間房屋半倒），隔年2000年『災害防救法』通過後，此法令沿用至今（有微調，但災害防救法『第三條』之原意從未修改）約十五年。
從事災害管理或災害防救相關工作者、學者專家們都體認到台灣的災害防救體制需要徹底改革並發出呼籲，但受到社會環境短視文化的影響，政府很難自發性的發現問題而改革、也不會參考國外前例而改革、一定要在台灣出人命、媒體報的轟轟烈烈，才（因應形勢）要改革，但還不一定是夠徹底的改革，消防與防災如此、警政與法律亦是如此。
只要在台灣（甚至轄區）還沒發生的災害類型或規模，第一步一定就先假定它不會發生，但發生了怎麼辦？發生了再說、發生了再來討論如何應變跟善後、發生了再來召集專家學者，再來慢慢談怎麼「策進」...（但也仍儘量避免談到改革）
一位災害管理領域的教授曾評論：「從一個政府和一個社會的資源分配與運用，可以看出來政府和社會對於不同領域或議題的重視，對於治理績效與表面形象的辨識；簡單說，就是可以評價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，人民的集體智慧與道德水準，國家的遠見。」這個想法給了我很大的啟發，我認為這就是台灣災害管理機制無法改革的問題的癥結。
臺大法學院陳志龍教授曾感嘆：「台灣人民遇到舊思維與舊特權的生態，極其不幸，往往要出人命，才會改革。」陳教授提到在王迎先事件（出人命）後，立法院才通過刑事訴訟法第27條修正案，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，以期避免避免刑求逼供再度發生，而有偵查辯護人在場權的落實。
高雄石化氣爆事件也是如此，多年來丙烯等石化管線彷彿「危險的孤兒」般在市區擾攘的街上遊蕩，一場氣爆凸顯了問題，在事發之後似乎各單位都有責任，但是各單位好像也沒有確定的責任，而這一切就是肇因於「紊亂的災害防救體系」、「依據災害類別權管的機制」與「缺乏建立宏觀視野的專責單位」，即便災情死傷慘重，但仍「還沒有」深刻體認到災害管理機制『改革（修法）』的必要性，我相信這次的八仙事件必定也不例外。
兩點看法，一點結論
回到一開始李前部長這次的呼籲，我認為：
- 災害防救法『第三條』以災害類別劃定權責機關的『single hazard』模式，需要朝「全災害管理（All-hazard）」模式修改，如此才能真正跨部會、跨地域、跨層級共同面對各種災害。
- 要成立防災專責單位，但不該只是『署』的層級，如果停留在『署』，那必定又是內政部消防署換個名稱，然後承擔遠超過負荷的責任，這個防災專責單位，至少應達『部』的層級。
台灣如果自認為是先進國家，就應該用先進國家的標準來看待防災這個議題。然而，無論是修法或是成立『部級』防災專責單位，何時才能真正的改革？
在漫長的人民的集體防災意識、風險觀念與國家的遠見提升之前，我悲觀地認為：這樣的改革會是在台灣發生嚴重的都會型大地震以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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